作家三毛在台北自杀身亡后，徐静波忆起曾经三毛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都有哪些内容呢？下面小编整理了三毛的最后一封信，供你参考。
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突然播出一条消息：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自杀身亡。我当时正躺在床上，听到这一消息，如触电般地跳了起来。1991年1月4日，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黑色日子。
在三毛逝世后2天，我收到了她在自杀前给我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信封里装着不是贺年卡，而是一枚礼卡，上书三个字：谢谢你。邮戳是1990年12月29日。
这一幕悄悄然，一晃已经过去了20年。没有人会相信，时光竟然是如此匆匆，一切仿佛还在昨天，生死离别，却又是不争的事实。
和三毛相识，是在1987年春天。当时，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为三毛的才学所倾倒，也为她浪迹天涯的动人故事所迷恋。于是写了一篇评论《撒哈拉故事》的文章，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文章后来托三毛在中国大陆的好叔叔倪竹青老先生带给了她。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三毛的来信，里面还夹了一枚她签名的个人照。三毛在信中说，她是第一次读到大陆有关她的评论文章，很是感激，希望保持联系。末了，还写了自己在台北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和三毛的交往，便于此开始。
79年，荷西与三毛的爸爸在非洲的家中下棋。有人说荷西是三毛虚构的人物，实在太不道德。
当时，三毛的书在中国大陆已呈“洛阳纸贵”之势，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册。但是，在大陆出版的书，大多是盗版，三毛一分钱的稿费都没有拿到。当年5月，三毛给我发来一份委托书，委托我作为她在中国大陆的代理人，与各出版社进行交涉。记得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查中国几家出版社出版三毛著作的情况。结果，询问信发出后石沉大海。人家根本没把我这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黄毛当回事。我着急，三毛却写信劝我“不急，不急”。
仲夏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话筒，只听到那边传来急促的声音：“弟弟，我快死了”。细问是谁，回答说：“是我，三毛，是三姐呀!”这是我和三毛第一次通电话，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三毛那一口台湾国语，带着很重很尖的童音，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当时台湾与大陆要通电话，很不容易，弄不好会被当成“国特”。
我以为她病了，但是三毛却告诉我，自己正在闭门造车，为写《我的宝贝》已经七天七夜只喝水与吃饼干，没有碰过米饭。“好可怜的女人”，我当时心里这么想。
我孩子出生后，三毛为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徐旃”，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面旗帜。三毛还特地在台湾订做了一把金锁送给孩子，希望他一生平安。
进入1988年，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处于缓和，我极力鼓励三毛回大陆探亲。三毛开始时还心有余悸，担心会不会被大陆拘留，因为她的爷爷是“地主”。我把三毛的这一顾虑转告给了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说：“欢迎她回来，一切接待与安全，均由我们负责”。我把这话传给三毛后，三毛说：“我不需要大陆接待，能让我自由地走就行”。
过了年，三毛正式通知我，计划在4月份回大陆，名义是给爷爷扫墓。交代我办四件事：一是安排在大陆的全部行程;二是落实在舟山老家的扫墓事宜;三是安排在杭州治病;四是争取叫出版社付稿费。
在三毛接近来大陆的日子，单位领导说：接待三毛是大事，你就休假去忙吧。于是，我不用上班，到处出差，落实接待。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大陆，突然间冒出来许多三毛的亲戚来。
1989年4月份，三毛从香港抵达上海，然后先去看了张乐平先生，因为张老画了漫画《三毛流浪记》，让原名叫“陈平”的三毛有了自己的可爱笔名。接下来，三毛去了苏州，游了当时大陆人还不知道的“周庄”，还蹲在油菜花的田野里哭了一顿。
离开苏州后，三毛转杭州去老家舟山，结果兴冲冲自己要试着打电话订出租车，还细声细语地对接电话的出租车队人说：“我是三毛”。对方老兄很不客气的回了一句话：“什么三毛二毛的，你神经病啊”。这句话让三毛没吃晚饭。后来，我把这事告诉给了媒体，于是变成了很大的“统战问题”。后来，车队领导带了人拿了花到酒店来向三毛道歉，三毛对我说：“你给我挡回去”。
前几天，我去舟山出差，舟山电视台对我做了一个专访，资深播音员伟生先生送给我一份礼物——三毛当年回舟山探亲的录像，里面有我的许多镜头。其中一个我和三毛以及他的堂哥陈懋文先生一起站在船头陪着三毛哭的镜头很经典。
三毛的爷爷是舟山人，从小在上海做生意，有一点钱，还在家乡小沙办了小学。后来因为成了“地主”，在50年代，作为清算对象，遗体还被挖出来暴晒数天。其实，三毛爷爷的坟墓已经找不到了，当地的亲戚在大概的位置，赶在三毛到来之前重新修建了一座空坟。
去小沙之前，三毛嘱咐我准备两样东西，一是一个小盒子，准备装一点爷爷坟头的土，另外准备一个瓶子，装一瓶老家的井水，带给在台湾的爸爸妈妈。
好在老房子还在，祖宗祠堂也在，让这一次祭祖的活动搞得很体面。
三毛第一次回大陆时，我特地请浙江龙泉宝剑厂为三毛打制了一把宝剑，据说是与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先生的那一把是属于姊妹剑。
三毛在来大陆之前，把自己的所有病历单全部寄给了我，委托我安排在杭州为她治病。我找到了当时担任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社会服务部部长的著名内科医生林抗生先生。林先生看了病历，说三毛是百病皆有。于是他组织了杭州最有名的医生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在花家山宾馆为她诊断治疗。但是，三毛却不相信西医，因为她已经在美国和台湾最好的医院里治疗过，都没有什么效果。她要求找气功大师。结果林医生只好去找了几位气功大师，还专门准备了一间房间作为气功室。我对气功是半信半疑，叫气功师先对我发发功，结果我是巍然不动。对三毛一发功，三毛是浑身打颤。气功师对我说：“徐先生，三毛好像患有癌症，你先别告诉她”。三毛见气功师紧张，还没有等我说话，自己拉下衣领，露出脖子上周围红红点点，说：“我患有淋巴癌，一直没有治好”。
三毛在大陆几次旅行，我大都陪着她走。她身体其实极差，有时一天要昏倒好几次，在拉萨的那一次，差一点走了。闲聊的时候，三毛告诉过我，与荷西结婚后，因为撒哈拉沙漠的气候与卫生十分的糟糕，她得了很严重的妇科病，“一年间，下身没有干净过”。由于没有钱买机票回台湾治病，所以一直拖着，等《撒哈拉的故事》出版后，她才买了一张机票回到台湾，用版税付了医药费。但是，从此三毛得了不孕症，这也成了她和荷西结婚六年膝下无子的原因。
严重的妇科病一直折磨着三毛，还有严重的肩周炎，到后来无法写字。由于三毛的母亲患子宫癌多年，三毛一直担心自己也会走母亲的路。因此，在1991年元旦，三毛因妇科病再度发作入住台北荣民总医院时，三毛断定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当时，三毛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得了90年金马奖的八项大奖，这是三毛唯一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八大奖项中，独缺编剧奖。《滚滚红尘》在沈阳拍摄的时候，我还去探过班，见了主演秦汉和林青霞。得奖后，我打电话给三毛表示祝贺。三毛在电话的那一头很伤感：“我想没有好剧本，便难有好戏”。三毛甚至认为是台湾有人故意捉弄她。
对于病情的绝望和金马奖的打击，让三毛最后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肉体与精神的苦痛。这一天，是1991年1月4日凌晨，她用丝袜挂在浴室的铁杆上，走了。想起她新年不给我寄贺年卡，而是寄了一张感谢卡，我想，三毛在寄出这一张卡的时候，已经在与我告别。
三毛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在我的手心写下了一个字“缘”。我想，缘尽缘灭，原本只是人世间的凡事，一旦刻骨铭心，却是永远抹不去的伤痛。20年后的今天，三毛已在天际，唯有她留下的那一句话“珍重不再见”，涵盖人间万般哲理，别离只是时间，心中相遇却是永远。
三毛(1943年3月26日-1991年1月4日)原名陈懋平(mào)，后改名为陈平，1943年出生于重庆，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67年赴西班牙留学，后去德国、美国等。
1973年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和荷西结婚。1981年回台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1984年辞去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重心。
1991年1月4日在医院去世，年仅四十八岁。三毛的作品也在全球的华人社会广为流传，生平著作和译作十分丰富，共有二十四种。
夫妻照三毛祖居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镇陈家村，是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的祖父陈宗绪先生于1921年建造的。三毛祖居的五间正房辟为三毛纪念室，以“充满传奇的一生”、“风靡世界的三毛作品”、“万水千山走遍”、“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想念你!三毛”等为主题，分别陈列三毛的遗物、各个版本的作品、各个时期的照片，以及中外人士缅怀三毛的文章。北厢房设“三毛故乡行”录像室、茶座等。 三毛祖居展室中所展出的许多珍贵展品系三毛胞弟陈杰先生从台湾邮寄而来，每件展品都洋溢着三毛浓浓的思乡情和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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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于1943年3月26日(农历2月21日)生于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正街。幼年时期的三毛就喜欢读书，五年级下学期第一次看《红楼梦》。初中时期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初二那年休学，由父母亲悉心教导，在诗 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基础。并跟随顾福生、韩湘宁、彭万墀三位画家习画。三毛在她的散文《我的三位老师》中记录了这三位绘画老师。
1964年，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
1967年再次休学，只身远赴西班牙。在三年之间，前后就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国哥德书院，在美国伊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对她的人生经验和语文进修上有很大助益。
1970年回国，受张其昀之邀聘在文大德文系、哲学系任教。因未婚夫猝逝，再到西班牙。与分开6年的荷西重逢。
1973年，于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与荷西公证结婚。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了她潜藏的写作才华，并受当时《联合报》主编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开始结集出书。
1976年5月，出版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
1979年9月30日，丈夫荷西因潜水中意外事件丧生，三毛在父母的扶持下回到台湾。
1981年，三毛决定结束流浪异国14年的生活，在国内定居。同年11月，《联合报》特别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之后，三毛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1984年，因健康关系，辞卸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生活重心。
1989年4月，首次回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许多的读者。并专程拜访以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了却夙愿。
1990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
1991年1月2日，她因子宫内膜肥厚，住进台湾荣民总医院，3日开刀完成手术。4日清晨，医院清洁女工进入7楼妇产科单人特等病房，打扫浴室的时候，看见坐厕旁点滴架的吊钩上，悬挂着三毛被尼龙丝袜吊颈的身体。她身着白底红花睡衣，现场没有任何遗书。法医推断三毛死亡的时间是凌晨2时。
三毛的作品情感真实，没有太多的粉饰，而是展现生活的原貌和生活中的智慧与趣味。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一般爱情作品所描写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唧唧絮语，即使在《结婚记》里写到她与荷西婚前谈恋爱时的生活，最多也只写到他们如何在寒风中抖抖索索地坐在西班牙公园的长椅上，想着如何解决温饱问题。三毛经历了灰暗的少女时期和多舛的青年、中年时期，使得悲情成了她作品的基调。这种对疼痛的敏感一直在三毛的性格中保持了下来，并对她日后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用善良、忧伤、怜悯的目光关注自我，关注周遭的世界，因此，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总是溢满了悲情的美丽。如在《哑奴》中，三毛成功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生活在深重苦难之中毫无人身自由，却又充满了爱和智慧的黑人奴隶形象。
三毛在文章中对人物和景物进行了大量的白描。她总是写原生态的自然本色，不加以任何人为的雕琢。三毛刻画的人物也是通过对人物的外貌和语言进行白描来再现真实的人物形象的。三毛从生活的实际出发，表现出人物多方面矛盾统一的性格，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毛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她的文字里总是流露着女性的柔美和细腻。《沙漠中的饭店》是记述她和外国丈夫荷西吃中国菜的乐趣：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没有成为他们和谐生活的障碍，相反却成为这对柴米夫妻快乐的源泉。《结婚记》则记录了她在沙漠中与荷西仓促结婚的戏剧性过程，种种滑稽可笑与庄严的结婚仪式交织在一起。
与荷西
初识荷西时，三毛在马德里上大学三年级，而荷西只不过她学校附近就读的一名高中生，但一次偶然的机会，圣诞节晚上，头上一顶法国帽的荷西却在她所居住的公寓楼下等她送她节日礼物与祝福!那时三毛根本就未对比自己小几岁的荷西怀任何想法。
而荷西却照样逃课来看她，直到有一天，荷西一脸认真地说，ECHO，你等我结婚好吗?六年!四年大学，二年服兵役!好不好。
三毛觉察他的异常，便故意气他，对他下最后通牒：再也不要来找我了，我有男朋友的!荷西也不生气，只是挥挥他的法国帽，倒退着跟三毛说：ECHO，再见。
后来荷西便真的再也不来找三毛，偶尔在路上遇见，他只是礼貌性地拥抱一下三毛亲亲她的脸颊。而三毛身边的男友似乎总在换来换去，有意或无意。
返台后的三毛遭遇未婚夫意外身亡。痛苦之余她重返西班牙。
那一天她接到一个好朋友的电话，说有要事嘱她赶过去她家。临近晚上时三毛便匆匆赶到好朋友家。见面时，好朋友只是叫她闭上眼，等候。而此时，三毛被人突然拦腰抱起，旋转，三毛睁眼一看，是荷西，七个月后，三毛与荷西举行公证结婚。
荷西的大部分工作是作一名潜水工程师，三毛每天都会在下午两点半开三个小时的车冒着沙漠里走沙与龙卷风的危险去接五点半下班的荷西回家。后来，荷西去了另一个岛上，每周才可以回家一次，于是，三毛就决定将车与行李托运过去，陪心爱的荷西。
三毛婚后七年，那一次，陈爸爸和陈妈妈远道飞来欧洲探望外子，因为地域的文化差异，荷西不懂得如何称呼中国的岳父母，依西方人习惯，他便要称呼其为陈先生陈太太，而对三毛来说，一定要叫爸爸妈妈，荷西紧张得不得了，言行拘谨，从始至终都还是未能将爸爸妈妈叫出口。而就在吃晚饭时，正在收拾碗筷的三毛忽听聊天中的荷西对她爸爸说：“爹爹，你叫ECHO准许我买摩托车好不好?”三毛赶紧躲进厨房，泪流满面。荷西肯这样叫她的爸爸，是缘于他对她多么深情的爱才可以做到的。
可惜就在送别三毛父母的那一个夏天，三毛陪同双亲飞离岛上，而荷西也送他们到了机场。可是，这便成了永诀。荷西潜水时出了意外。时年荷西仅三十岁。
三毛几天没吃没喝接连地晕倒过去……当时陈母端来一碗汤哀求女儿喝下去，而心痛至极的三毛看也不看一眼，她，执意陪荷西一起走……后来，平鑫涛的夫人也陪在三毛的身边，不停地劝慰，直到三毛肯答应她：绝不自杀。
没有荷西便没有了可爱的三毛，那些日子，三毛忙着替荷西订做墓碑，又每天都买大把的鲜花去墓地看她的爱人，陪他说话，直至天黑仍不肯离开。[12]
与西部歌王王洛宾
三毛曾到过当时西部歌王王洛宾居住的城市乌鲁木齐两次。其中一次，三毛居住在王家，并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访问。与其说是所谓的“忘年爱”，不如说是我三毛善良、单纯的一厢情愿，被好事者涂抹成了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
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忘年情”。三毛从小就爱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达板城的姑娘》，她把这些中国民歌带到西班牙，带到撒哈拉去唱，一直唱了几十年。当她有机会去新疆旅游时，特地去拜访了这些民歌的原作者王洛宾先生，此时的王洛宾已经70多岁了。
海峡两岸，鸿雁传书。短短的3个多月，往来6封信件。王洛宾写信告诉三毛：萧伯纳有一柄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做拐杖用。王洛宾自嘲而诚恳地说：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之后，王洛宾延缓了写信的日期。三毛急匆匆来信，责怪洛宾：“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几个月后，三毛再次来新疆时，直接就住在了王洛宾的家里，憧憬着一份美好的生活。然而人生经历，生存环境，观念形态，诸多的不同，使她和洛宾之间，无法疏通30多岁年龄差距造成的鸿沟。三毛明白了：年近80的洛宾，生活给他刻下的伤痕太深太深;她的一颗爱心，远不能抚平这位老人深重的心灵创伤。14天后，三毛提着行李，落寞的回到台湾。
然而不到一年，却传来三毛的死讯。为了永远纪念这段情谊，王洛宾写下了一首感人的诗歌《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
在《1943-1991 三毛》传记一书中，三毛的友人澄清了这段被三毛迷不得不提的故事。事实上三毛与王洛宾的相处很不愉快，更没有忘年情这一说。
与张乐平
三毛生性浪漫，三岁时读张乐平《三毛流浪记》，印象极深，后遂以“三毛”为笔名。为了追寻心中的那棵“橄榄树”，她踏遍万水千山。然而，无论是异国都市的生活情调，还是天涯海角的奇风异俗，都没能消解她心中的中国情结。尽管她嫁给了一个深眼高鼻的洋人，但她仍是一个完整的东方女性。三毛从来不刻意追求某一种技巧和风格，一切都显得平实与自然。然而在她信笔挥洒之中，却又蕴涵无限。 有读者认为“流浪”才是她的真正的名字。
母亲
曾经，三毛的母亲缪进兰在一篇题为《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的文章提及，在四个兄弟姊妹里，次女三毛的性格最为特行卓立、不依常规，及不能忍受虚假。所以，父母要在她身边看守着每一脚步是否踏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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